“中國能源資源稟賦是富煤缺油少氣，因此中國的能源必須以煤為主”，這是近40年以來無人敢質疑的思維定勢，至今仍是包括專家在內談論中國能源問題的出發點。現在它越來越成為阻礙中國實施綠色、生態、低碳發展，實現2030年之前絕對碳減排目標的“理論依據”。但世界能源變化歷史和我國最新的統計資料說明，現在是該糾正這個結論的時候了。

　　“中國能源稟賦是富煤缺油少氣”的“論據”是兩個統計資料：我國化石能源資源中煤占90%以上，石油和天然氣加起來不到9%；中國的人均煤炭資源是世界平均的50%，石油及天然氣僅有7%。

　　按這兩個與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各種能源的需求毫無關係的相對值判斷“稟賦”並決定消費取向，是源於小農經濟對穀物生產和消費的理解。“我生產的玉米多，稻、麥較少，我就得吃玉米為主。”而人類進入市場經濟、工業經濟時代後的能源資源、貿易和消費的規律和歷史進程已完全不同。

　　一、歷史證明能源消費趨向與“資源稟賦”無關

　　世界進入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大工業生產以來，任何國家和地區在什麼時候以什麼能源為主，是其所處在的工業化和環境汙治理發展階段的需求所決定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煤替代薪柴，是蒸汽機大規模應用所需；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石油的使用超過煤，是各種內燃機用於車、船、飛機以及石油化工原料所需。1980年代發達國家以天然氣逐步替代終端燃煤，是整治環境污染、恢復生態所需。現在的能源向低碳的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轉型則是化石能源使用造成的溫室效應和氣候變化倒逼所致。

　　在市場格局下，資源條件不同的各國都在相應的發展階段次第經歷過上述能源轉型。資料顯示，一次能源資源分佈與中國一樣的美國，人均煤資源是中國的幾倍，但美國從來沒有“以煤為主”。如圖顯示，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大發展的1923年石油產量（紅線）就過億噸，1950年超過煤（黑線）居一次能源首位，儘管發電為主的煤炭耗量還在增長。直到1960年美國石油產量還占世界一半，並且出口。 “有煤無油、氣”的德國，除了在二戰時期由於盟國的封鎖而大力發展煤制油之外，也從不“以煤為主”。在1980年代終端燃料向天然氣轉型和當前向可再生能源轉型的歷史潮流中都走在前列。“煤、油、氣皆無”的島國日本在1980年代終端燃料向天然氣轉型的歷史潮流中，引領了LNG 船運貿易模式的發展，恢復了良好的環境和生態。生活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後期的馬克思曾經盛讚並預言科技突破和工業化大生產推動的第一、二次能源轉型。 “能源稟賦是富煤缺油少氣，就必須以煤為主”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事實的。

　　二、中國的能源稟賦是富煤缺油少氣嗎？

　　資料說明，美國的能源資源“稟賦”同中國一樣“富煤缺油少氣”。然而除了1970年代至今的幾十年之外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在歷史上的三次能源轉型中，煤、油、天然氣都能滿足自己的需求並且出口。在常規油氣已逐漸衰減的情況下，大力開發非常規油氣使美國2014年油氣產量超過沙烏地阿拉伯，占世界10%，儘管資源量只占世界2.1%，遠低於沙特的15.9%。預計美國2016年將重新成為石油和天然氣的淨出口國。

　　其實“稟賦”一詞原意是指人的先天和固有素質，例如體質、智商和情商等，借用於能源並不合適。因為隨著地質學和勘探技術的進步，人類對能源資源的認識和掌握是不斷深入的。

　　中國到底有多少化石能源我們現在並不十分清楚。 2015年5月6日，國土資源部公開發佈的2013全國油氣資源動態評價成果表明：我國常規油氣資源總量豐富。全國常規石油（以下簡稱“石油”）地質資源量1085億噸、可采資源量268億噸，與2007年評價結果相比，分別增長了42％和26％；但迄今的探明程度也只有33％，處於勘探中期。常規天然氣（以下簡稱“天然氣”）地質資源量68萬億立方米，可采資源量40萬億立方米，比2007年分別增長了94％和82％，幾乎翻倍，但探明程度只有18％，處於勘探早期。截至2014年底，全國石油和天然氣分別累計采出62億噸、1.5萬億立方米，剩餘可采資源量分別為206億噸、38.5萬億立方米。這些資料表明，最近7年間我們知道的油氣資源“家底”分別增加了4成和近1倍。而且今後還有可能進一步大幅度增加。例如，翟光明院士近文指出，與四川地質構造類似的華北平原很可能蘊藏著與四川同樣多的油氣。換言之，根據遠未充分探明的資來源資料並不能認定能源“稟賦”。按照這些資料，我國的探明可采資源量石油68億噸，已多於美國的42億噸，天然氣7.2萬億m3，與美國的8.5萬億m3相當。我國非常規油氣資源更多於美國。中國的經濟規模只有美國的一半，怎麼能說是“缺油少氣”呢！何況非常規油氣資源更為豐富？

　　三、世界工業革命、能源轉型及中國的處境和策略

　　傑瑞米·裡弗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中概括了兩次世界工業革命的歷史；指出了以可再生能源與互聯網相結合為特徵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的來臨。拙著《天然氣與中國能源低碳轉型戰略》一書在第一章中基於大量的歷史資料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能源—環境三者之間相互促進和制約的客觀規律，並且回顧了工業化國家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指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相互矛盾鬥爭和統一的客觀規律的支配之下，走過200年來的工業革命、能源轉型、環境污染和治理的歷史進程。

　　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基本上還處於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我國到1993年還是石油的淨出口國。隨著1970年代初四川天然氣會戰的終結而開始、並延續30年的“重油輕氣”指導方針，使中國錯失了1980年代世界在環境治理的倒逼下為替代終端燃煤而開始大力發展天然氣的歷史機遇。不僅沒有實現“不走先污染後治理老路”的宣示，而且為經濟增長付出了高污染、嚴重霧霾、低能效、過渡碳排放的高昂代價。

　　目前處於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期的中國，用30多年走過了OECD國家150年工業化前期的歷程，而與他們一起站在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門口。顯然，中國既不能無視已經形成的“三高一低”局面而繼續“以煤為主、重油輕氣”，也不能亦步亦趨地重複OECD國家走過的路。而必須辨明現狀、遵照歷史規律，用好“後發優勢”，從實際出發，採取“補足和部分跨越”的能源戰略。

　　“補足”就是抓住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歷史機遇，補上天然氣替代終端燃煤的“歷史欠帳”。通過推廣區域型天然氣CHP/CCHP兼協同電網調峰的集成創新模式，收到提高能效、改善環境、消除霧霾、減排CO2、夯實中國持續發展的能源基礎等“一石多鳥”之效。“部分跨越”是跨越“石油世紀”後半段，今後交通運輸能源和有機化工原料增長的需求不再全都依賴石油，而是通過科技和模式創新、直接實行低碳替代。包括LNGV 替代各種柴油車船，HEV和CNGV替代汽油小車；生物質與部分石油協同作為有機化工原料制車船燃料和化學品（COB/FC）。實施該戰略，中國就能在10年後的2025年實現絕對碳減排，30年後與世界低碳轉型同步。

　　四、實現中國夢三大任務倒逼下的能源策略

　　到本世紀中與世界一起實現能源的低碳轉型是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內容。中國夢決不僅僅是GDP數字。體現國民財富和生活水準的還有綠色、低碳發展等“經濟—能源—環境”協同的內涵。上述“補足”能源戰略要求在穩步發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同時，在20年內使天然氣占到一次能源的17-20%；耗量2025年達到500bcm/a，2035年達到800bcm/a。只要深化改革，以建設法制社會完善市場機制，迅速擴大以天然氣CHP/CCHP為主力的下游市場，並採取以低成本的國產氣為主（占70%），進口氣為輔（不大於30%）的策略。從資源、技術、裝備、資金等方面看，都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部分跨越”戰略要求消除體制和機制的障礙，把迄今還是市場自發的L/CNGV產業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來規劃、立法、組織和推進，與HEV“新能源汽車”和電力軌道交通等一起，提供新增交通運力所需燃料。把石油對外依存度控制在60%之內；同時大幅度減少車船尾氣所致霧霾以及其他污染物排放。若干年後，以生物質和可再生能源發電制取的天然氣（甲烷CH4）有可能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天然氣。這既是中國“部分跨越”石油時代，直接步入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時代的機遇，也是由中國發展階段與世界能源轉型契合所帶來的、使中國能夠引領世界低碳轉型的歷史性機遇。

　　五、破除誤導能源戰略的“富煤缺油少氣論”

　　為進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實現綠色、生態、低碳發展，必須破除維護既有利益格局、誤導正確能源戰略的“富煤缺油少氣論”。

　　1、“中國石油產量到頂” 論。不論主流媒體還是一些資深專家都多次宣稱：中國石油年產量2億噸已是“到頂”，不可能再進一步增加。這些理論至今沒有科學的資料依據，都只是泛稱“中國地質複雜特殊”、“中國地質構造破碎”等。事實上，上世紀中葉大慶、勝利、延長等一批大油田的自主開發和延續數十年的穩產已經破除了“中國貧油論”。上述國土資源部2015年頒佈的資料也不支援“2億噸到頂論”。不排除67%尚未探明的資源中有不少開採成本較低的資源。此外中國也有豐富的葉岩油。中國油企能夠投資難開採的委內瑞拉重油、巴西鹽下深水油，為什麼不能加速國內資源開發？

　　2、 “中國缺少天然氣資源，必須主要依靠進口” 論。這不符合事實。上述國土資源部2015年頒佈的常規天然氣資來源資料已經說明“中國天然氣資源多於石油”。何況中國的煤層氣、葉岩氣等非常規天然氣資源非常豐富。由於長期“重油輕氣”，近些年才著力勘探開發，所以摸清“家底”和大規模達產都需要時間。據中石油技術經濟研究院估計，中國天然氣產量高峰期在2045年。只是近期不得不部分依靠進口。

　　3、 “美國葉岩氣革命的成功經驗不可複製”論。2014年美國天然氣總產量已居世界第一，半數是葉岩氣，帶動了世界能源“靜悄悄的革命”，鼓舞了葉岩氣資源至少與美國同樣豐富的中國。但總有人找各種理由加以否定。加州一個氣田資源原估計過高，嗣後宣佈資料調整，被誇大為“美國葉岩氣謊言”。水力壓裂作業對淺層地下水可能的影響被說成“遭到普遍反對”。更有人以中國葉岩氣埋藏深、在山區多、管網建設跟不上等原因，而宣揚“美國葉岩氣革命的成功經驗不可複製”。中石化涪陵葉岩氣項目成功的事實足以粉碎這些論調。涪陵葉岩氣的井深大多在2000-3000米，深於北美大多1000米左右的井深，短短半年單井成本已由1萬元降低到6000元左右；鑽井、分段壓裂等裝備也已國產化。井越深對地下水的影響越小。各國國情不同，並不需要“複製”別人做法，也沒有必要在崎嶇山裡全靠高成本管網外輸。中國採用就地液化、集裝箱多式聯運供LNGV燃料模式正在引領世界。

　　4、“天然氣是巴黎香水，太貴、用不起。” 這也不是事實。就國產氣來說，國家發改委按照“成本加成法”規定的國產天然氣出廠均價到2011年也還只有1.15元/m3；近年來幾個成功開發的葉岩氣專案的成本也只有1.4元/m3左右。進口氣價多與油價掛鉤；前幾年高油價時，土庫曼管輸氣1.74元/m3。部分LNG合同長期協定價較高。此次油價“跳水”後均將回落。新的進口專案價格將趨於合理。只要深化改革、以依法治國替代計劃經濟的行政審批，消除壟斷所致多層交易和層層加價，完全可以國內資源為主（七成），以進口作為補充，使國內天然氣價格保持高效利用，相對於終端燃煤有競爭力。

　　5、“走出去論”和 “留給子孫後代”論。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特別是在面對近期難以用進口補充國產量的局面時，無疑是必要的；但須遵循市場規律。把國內資源“留給子孫後代”的論調是小農經濟思維的偽命題，實際上是不積極擴大國內油氣產量的藉口。歷次能源轉型從來都不是因為“枯竭”，而是以科技進步推動的性價比更高的新能源滿足新的需求，迫使既有能源退出市場。到本世紀中後葉，氣候變化倒逼和科技突破就將使可再生能源超越化石能源而成為占比最大的、廉價而清潔的一次能源了。後代並不需要我們留給他們油氣能源，何況他們開發利用任何資源的技術會遠比我們這一代高得多。

　　6、“煤制氣”，“零排放煤電”和“清潔煤和可再生能源可以實現低碳”論。近年來中國煤制油、煤制氣專案爆發式增長。在建的煤制油專案產有3000 萬噸/ 年，煤制氣國家規劃2020 年是500 億m3/a, 而實際在建和準備建的產能已達2000 億m3/a。這些專案的經濟可行性研究都是基於低價的煤和高價的石油，並且把環境污染、水資源耗竭和碳排放等代價完全推給社會成本而做出的，是投資者的眼前利益和地方政府的GDP政績所驅動。從生命週期來分析，“煤制天然氣”的碳排放總量是天然氣的數倍。

　　必須指出，發達國家煤電90%用於發電，但占發電總量不到一半。而中國發電用煤只占55%；煤發電總量占比一直在七成以上。“可實現低碳的清潔煤”是指帶煙氣碳捕集和封存（CCS）的煤電。迄今CCS無論投資還是發電成本都要增加60%，這大大降低了其經濟競爭力。2009年IEA曾預計2020年帶CCS利用的煤可達10%的前景看來幾無可能。上海外高橋三廠煤耗只有275gce/kWh。但是所稱的“污染物近零排放，指標低於氣電”，是指NOx、SOx等部分指標，碳排放一點也不少。

　　7、問題歸結於沿襲下來的體制和機制導向。“富煤缺油少氣論”的思維定勢得以延續至今,是由於既有利益格局需要固化的思維模式。既有利益格局並非我們社會制度固有的，而是近30多年來追求經濟快速增長而對央企、地方政府實行激勵、考核、優惠措施的“副產物”： GDP在政績考核中的權重過大，央企發展目標唯“做大做強”，缺乏對經濟和資源利用效益、國際競爭力等的要求；給予金融、資源、壟斷地位等多方面優惠卻放鬆監管；以計劃經濟模式管制市場價格，但定價和許多政策研究卻又依靠在央企下屬研究機構和智囊等。這是眼前利益遮蓋和弱化了國家長遠利益的癥結。

　　轉變思維定勢，遵循經濟—能源--環境發展的歷史規律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深化改革，使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適應能源環境新生產力的發展；依法治國，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中國一定能夠為實現綠色、低碳、科學發展的中國夢打牢堅實的能源環境基礎。